罗永浩与西贝贾国龙的这场论战，与其说是一场关于“一顿饭”的法律纠纷，不如说是一次迟到已久的、对整个餐饮行业工业化进程的公开审判。问题的核心，早已超越了西贝的菜品究竟算不算“预制菜”，而在于“预制菜”这个概念本身，已经成了一个容纳了公众焦虑、行业潜规则与定义模糊的“语义黑洞”。
我们首先要打破一个认知误区：将“预制菜”简单等同于那类只需微波炉加热的廉价料理包。这正是这场争论中双方“鸡同鸭讲”的根本原因。在现代餐饮工业的语境下，“预制”是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光谱，而非一个非黑即白的标签。
光谱的一端，是“预制食材”或“中央厨房”模式。它包括食材的集中采购、清洗、切割、分装，甚至初步的腌制、焯水。这几乎是所有连锁餐饮为了保证出品稳定、提升效率、控制成本的必然选择。从这个角度看，贾国龙强调的“现场烹饪”与中央厨房的预处理并不矛盾，西贝做的，是工业化的“准备工作”。
光谱的另一端，才是公众普遍认知中那个“没有灵魂”的料理包——即食（Ready-to-Eat）或即热（Ready-to-Heat）食品。它们在工厂完成了全部或绝大部分烹饪过程，餐厅厨房的角色退化为“复热站”。罗永浩以及广大消费者的“恶心”，主要源于对这种模式的想象：我花着餐厅正餐的钱，吃到的却是和外卖料理包无异的东西，厨师的价值何在？餐厅的溢价何在？
这场争论的真正价值，是把这个光谱强行拽到了阳光下。消费者恐惧的，并非工业化本身，而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信息不透明”。我们支付的价格，包含了对食材、厨艺、环境和服务的综合期望。当“厨艺”这一核心要素可能被一个加热步骤替代时，价值体系就崩塌了。这是一种消费契约的违背感——我为“炒”付费，你却只提供了“热”。
餐饮工业化是一条不可逆的洪流。根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5165亿元，未来几年更将保持20%以上的增长率。资本、效率和规模化的需求，共同推动着餐饮业从后厨的“手工作坊”模式向标准化的“现代工厂”演进。这背后是降低对厨师个人技能的依赖、保证千店一味、以及在房租和人力成本双高压力下的生存之道。
因此，粗暴地将预制菜“污名化”并无益处。肯德基、麦当劳是预制菜的集大成者，但无人会为此感到被欺骗，因为它们的品牌定位和价格已经清晰地告知了消费者预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用不用”，而在于“告不告知”。
罗永浩呼吁的“立法强制注明”，恰恰切中了要害。这并非要扼杀餐饮工业化，而是要重建信任。正如我们在购买食品时会查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消费者有权知道自己盘中的食物经历了怎样的旅程。一个餐厅，如果能自信地标注“本店部分菜品采用中央厨房预制，以保证品质稳定”，或许比藏着掖着更能赢得尊重。这能催生市场的自然分化：一部分餐厅以高效、稳定、高性价比的预制方案为卖点；另一部分则以“后厨现切现炒”、“匠人手作”为核心竞争力，并理所应当地享有更高的溢价。
所以，罗永浩与西贝的对决，无论法律结果如何，都已经是一个里程碑。它迫使整个行业和消费者去直面那个房间里的大象：在工业化浪潮下，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一盘“好菜”？答案或许不在于抵制预制，而在于拥抱透明。最终，让消费者用脚投票，做出知情且自愿的选择，这才是餐饮业回归良性发展的根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