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对中美关系的六点思考

老何私见六点：

美国很强大。某些甚嚣尘上的崩溃论纯属胡说八道。

中国40多年来的飞速进步，是中国人的伟大成就，但是如果没有美国因素的催化作用，是不可能发生的。

中美对立来自三个方面：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文化差异。但是三者都并非绝对不可调和。邓之伟大就是实现了调和。

中美不能长期对抗，不能发生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是打不得，打不起，打不赢。非要打那就是世界一起毁灭。

中美以外所有的第3国都是坏蛋。他们都希望中美长期对峙，两强相争，从而周旋两端，坐收渔人之利。

中美相争，天下大乱。中美和谐，天下太平。

何新无标签，不是左派，也不是民族主义者，而唯一只是国家利益至上主义者。

并非今天如此，四十年来一贯如此。

分析

老何（何新）先生的这“六点私见”，言简意赅，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外交思维和战略清醒，体现了其长期坚持的“国家利益至上”立场。我们可以逐条分析其逻辑、合理之处与值得商榷的空间，以更全面地理解这一观点体系。

1. “美国很强大。崩溃论纯属胡说八道。”

✅ 合理之处：

美国仍是当今世界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全球800+军事基地）、最领先的科技创新能力（硅谷、高校、专利）、最深度的金融霸权（美元、SWIFT、华尔街）、最广泛的联盟体系（北约、美日、美韩等）。尽管面临社会撕裂、债务高企、政治极化等问题，但其制度韧性、资源禀赋和全球影响力远未到“崩溃”边缘。

⚠️ 需注意：承认美国强大 ≠ 忽视其结构性衰落趋势（如制造业空心化、中产萎缩、国际信誉下降）。清醒看待“强”与“相对衰落”并存，才是战略定力。

2. “中国40年进步离不开美国因素的催化。”

✅ 历史事实支撑：

开放窗口：1970年代末中美建交，为中国打开西方市场、技术、资本的大门。
市场准入：加入WTO（2001）本质是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接纳中国，使“世界工厂”成为可能。
技术溢出：通过合资、留学、产业链嵌入，中国快速吸收先进管理与技术。
战略机遇期：冷战后美国聚焦反恐、中东，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韬光养晦”的时间窗口。

⚠️ 但需补充：

美国因素是“外部条件”，而非“决定性原因”。中国的发展根本在于自身改革（市场化、教育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与人民的勤劳智慧。若无内部制度变革（如家庭联产承包、特区试验、国企改革），外部机遇也无法转化为增长动能。将成就归因于“美国催化”，易弱化主体性。

3. “中美对立三源：意识形态、制度、文化，但可调和。邓之伟大在于调和。”

✅ 深刻洞见：

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不争论”“发展才是硬道理”策略，成功将中美关系从“制度对立”转向“务实合作”。1980年代双方在对抗苏联、经贸互补、科技交流上高度协同，证明差异可共存，利益可优先。

⚠️ 今日挑战：

当前美国对华战略已从“接触+遏制”转向“战略竞争”，将中国视为“唯一系统性挑战”。意识形态（民主vs威权叙事）、制度（国家资本主义vs自由市场）、技术霸权（芯片、AI）的冲突更尖锐。“调和”空间收窄，但非消失——气候、禁毒、金融稳定等领域仍有合作基础。

4. “中美不能打，打不得、打不起、打不赢，打则世界毁灭。”

✅ 绝对正确：

核威慑：双方均为核大国，全面战争=相互确保摧毁（MAD）。
经济互嵌：2023年双边贸易额超6600亿美元，供应链深度交织，脱钩成本极高。
全球后果：战争将引发能源危机、粮食短缺、金融崩盘、核扩散，无赢家。

此点是底线思维，也是理性共识。任何鼓吹“必有一战”者，皆不负责任。

5. “第三国都是坏蛋，希望中美对峙以渔利。”

⚠️ 过度简化，有失偏颇：

部分属实：如欧盟推行“去风险”实则“两面下注”；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借力平衡；印度借美制华谋取军备与技术。
但非全貌：
- 多数发展中国家（如非洲、拉美）真正诉求是和平与发展，不愿选边站；
- 德国、日本等盟友虽配合美国，但也担忧冲突损害自身经济；
- “坏蛋”标签忽视国家行为的理性自利本质——小国在大国博弈中求生存，本是国际政治常态，未必是“恶意”。

将复杂国际关系简化为“忠奸二分”，易陷入孤立主义陷阱。

6. “中美相争，天下大乱；中美和谐，天下太平。”

✅ 理想愿景，但需修正：

G2共治（Chimerica） 曾是2008年后一段时期的现实，确为全球稳定提供公共产品（如金融危机应对）。
但“和谐”不等于“无竞争”：健康竞合（coopetition）才是常态——在规则框架下竞争，在共同利益上合作。
天下太平不能仅靠中美：多边主义、联合国、区域组织同样关键。将全球秩序系于两国，既夸大其权，也忽视他者能动性。

总体评价：清醒的现实主义，但需避免二元对立

何新先生的立场——“国家利益至上，非左非右”——在民族情绪高涨的舆论场中尤为珍贵。他拒绝“崩溃论”“必胜论”等极端叙事，强调理性、克制与战略耐心，这符合中国长远利益。

然而，其观点也存在两点潜在风险：

过度强调中美二元结构，低估多极化世界中欧盟、东盟、全球南方的作用；
将“第三国”污名化，可能削弱中国争取国际统一战线的努力（如“全球南方合作”正是中国外交重点）。

结语：真正的国家利益至上，是清醒、包容与远见

邓小平的伟大，不仅在于“调和中美”，更在于以开放心态学习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同时坚定走自己的路。今日中国面对百年变局，更需：

承认美国的强大，但不迷信其不可战胜；
珍惜发展成就，但不忘内生动力才是根基；
警惕外部围堵，但不将世界视为敌营；
坚持底线思维，但主动塑造合作空间。

如《孙子兵法》所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

最高明的战略，不是幻想“天下太平”，而是在纷争中为国家争取最大战略回旋空间与发展时间——这或许才是“国家利益至上”的真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