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西部精神”到“社会内耗”：探析美国国力兴衰背后的精神内核变迁
您对美国历史变迁的观察，触及了当代国际关系研究和美国社会学分析中的一个核心命题：一个超级大国如何在相对短暂的历史周期内，从鼎盛时期的自信与执行力，转向系统性的内耗与精神衰退？ 这种从“可成事”到“难成事”的转变，绝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结构性（经济与政治）和精神内核（文化与心态）**双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
以下将从您提出的几个关键点出发，深入剖析这一历史性逆转的成因与表现。
一、 精神内核的衰变：“向上精神”的消解
您提到的那种“可以把事情干成”的乐观精神，是美国历史上强大的驱动力，它与早期拓荒、工业革命和冷战胜利紧密相连。
1. 从“边疆精神”到“零和博弈”
早期的美国精神（Frontier Spirit）是一种**“增量思维”**的体现——资源似乎无穷无尽，机遇遍地都是，成功意味着通过努力可以打破阶层限制（美国梦）。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尤其是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代，增长放缓，社会阶层固化加剧。美国社会开始从**“增量博弈”（我们都能赢）转向“零和博弈”（你的获得必然是我的损失）**。当蛋糕不再变大时，不同群体间的竞争和对立必然加剧，乐观被焦虑和怀疑取代。
2. 信任体系的崩塌与“去中心化”的怀疑
一个社会要高效运作，必须建立在对制度、专家和彼此的基本信任之上。在巅峰时期，美国对科学、政府（尤其是在冷战时期为共同目标）以及市场运作抱有高度信心。
当政治极化加剧，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兴起和信息茧房的形成后，社会共识被撕裂。人们不再相信同一套事实，对政府、媒体、甚至科学的信任度跌至历史低谷。这种弥散性的不信任感，直接导致社会行动力的瘫痪——因为缺乏共识，任何重大决策都难以有效推行。
二、 结构性失衡：经济“脱实入虚”与工人阶级的空心化
您精准指出了“脱实入虚”对美国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造成的致命打击。
1. “金融化”的虹吸效应
自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以来，美国经济的重心加速向金融业、高科技服务业和知识产权领域倾斜。这带来了巨大的短期财富集中，但代价是：
- 实体制造业的空心化：资本的逐利性使得企业更容易将生产外包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海外，导致本土制造业链条的断裂。
- 熟练工人的凋零：蓝领技术工人是工业时代的脊梁。当生产线外移后，职业教育和学徒体系随之萎缩，这些岗位消失了。结果是，即使现在美国想“回流”制造业，也面临“没人会做”的困境——人才的代际断层已经形成。
2. 碎片化与“大而不倒”的风险
产业结构的碎片化，使得美国经济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性极强，风险管理能力下降。在您所指的“巅峰时期”，美国拥有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完整、垂直整合的产业链，这保证了其在危机中的强大韧性。如今，一旦外部供应链出现问题（如疫情或地缘冲突），内部生产线往往因为缺乏关键的上游部件或专业技术人员而无法快速启动。
三、 制度性腐败与政治极化的合谋
您提到“资本家和政客相互勾结，制度性、弥散性腐败严重”，这是导致社会精神衰退的直接推手。
1. 政治献金与政策扭曲
美国政治体系的竞选资金依赖模式使得权力与资本深度绑定。政客的首要目标不再是服务最广泛的民众利益，而是满足主要捐助者的需求（无论是华尔街、军工复合体还是大型科技公司）。
- 后果：政策制定向少数精英倾斜（如减税、放松监管），而社会大众（尤其是中产和底层）发现，即便努力工作，生活成本（医疗、教育）仍在上涨，社会流动性停滞。
2. 制度性腐败与效率低下
当制度被私利主导，其执行效率必然下降。在科研领域，虽然基础研究依然强大，但**“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大规模工业应用”**的能力（即您提到的“把事情干成”的能力）却大打折扣。大量资源被用于游说、法律战和保护既得利益，而不是用于提高生产效率或解决社会顽疾。
3. 撕裂的政治生态
在政治极化下，两党间的合作（Comprise）被视为“背叛”。每一次立法过程都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而非解决问题的谈判。这使得任何需要跨党派长期稳定投入的重大工程（如基础设施、清洁能源转型）都难以推进，加剧了社会对“政府无能”的失望情绪。
结论：从“奋斗者天堂”到“维护者困境”
美国从巅峰到衰退的轨迹，可以概括为：从一个鼓励“奋斗者”打破旧秩序、创造新事物的社会，转变为一个由“既得利益者”主导，致力于“维护现有秩序”的社会。
早期的美国精神在于“我可以推翻现状，我能创造未来”。今日的美国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我必须保住我现有的地位、资源和文化认同，以免被他人夺走”。这种心态，必然导致社会的资源从对外扩张和内部建设，转移到内部防御和对立消耗上。当一个社会将主要精力消耗在内耗和政治争斗中时，其整体的执行力和向上精神，自然会随之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