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勇鹏：系统爆破西方话术

前言：范勇鹏老师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我觉得范老师发布的系统爆破西方话术视频蛮有意思的，所以记录一下。下面这个是合集，大概两万三千多字左右，如果想看分集，前面也有发过，在结尾也会给出链接。本文仅为记录，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哦！
视频链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v41137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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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打破中国话语赤字
第1讲西方话语核心概念
第2讲西方炮制的攻击性概念
第3讲为西所用的概念
第4讲被西方有意掩盖的概念

绪论：打破中国话语赤字

今天我来跟大家系统地聊一聊西方的概念体系，大家往往可能会遇到一个困惑，我们中国从革命、建设、到改革、到发展，今天已经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这充分证明了我们的理论、道路、文化是对的，是进步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理论和道路却没有得到恰当的表达，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中国都长期面临着话语的赤字。

大家想一想，过去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知识像潮水一样灌入中国社会，不仅是在一般的社会舆论和网络空间里，西方价值观肆意激荡，侵蚀着我们的政治观念、社会道德和文化自信，而且在我们党内、体制内特别是教育、学术和新闻等系统内，也有不少人失去了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的基本信心，产生了不少了明暗两套信念的“两面人”，也产生了一些对错误思想和行为不敢不愿斗争的“开明绅士”，还有一些以形式化来消解党中央精神的“政治正确派”，还有像在国内讲一套、出国讲一套的这种“双系统”学者，乃至于还有一些明目张胆反对主流理论的“推墙派”、“日记体”包括“历史虚无主义”、“修正史观”等等这些公知大V。

人类天生喜欢认为自己和自己的群体是优越的，喜欢相信自己的群体更加高贵，这是人之常情。那么事出反常必有妖，有一部分中国人产生这种自虐式的“逆向民族主义”，必然有深刻的根源，比如近代以来我们遭受这种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让一部分中国人失去了长期的孤芳自赏心态，然后前三十年我们的一些错误和教训也给一些人留下了切身的伤痛和痛苦记忆，然后还有受到八十年代自由化影响的一代人在今天的各个领域正好也是精英骨干，还有长期片面强调经济建设，虽然让我们取得了发展的佳绩，却无异于卸下了盔甲，松掉了政治这根弦，导致了很多人对西方的价值攻势不设防，还有加入WTO之后我们社会上有一种全面接轨的氛围，让我们的学术、文化和传播界也天真地对世界敞开胸怀，当然，西方的政治组织、国内的“第五纵队”以及境外的一些反共反华的势力，他们也从来没有放弃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尝试，对于一般党员干部和广大善良而单纯的群众来讲，去判断各种文化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倾向是十分困难的，更不用讲去进行分析批判了。这种话语赤字，我个人认为主要的责任应当归咎于中国的理论学术和文化界，就是我们这些人未能或者不愿意担当起知识话语建构的责任，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放任甚至主动地去推动西方话语在中国的传播，西方话语体系毫无疑问是非常成功的，所以我们建立中国话语首先要推翻西方的话语体系，那么就要求我们要系统地解构西方的核心概念体系。

概念是什么？概念它从功能上讲是理论和日常话语之间的一个连接点，是沟通理论和常识的桥梁。任何一个理论体系，它都是始于一个或者一些基本概念，理论本身就是对这些现实的一个概念化的解释，所以在形式上它必然表现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打个比方，比如像民主化理论，它其实就体现为“竞争性选举”、和“经济发展”、“稳定”、“人权”、“法治”等等一系列概念之间的关系，同时概念又是我们日常对话的一个基础，比如我们老百姓日常在谈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摆脱国家、民主、自由、法治之类的这些基本概念，理论本身往往过于复杂，我们普通人很难去深入地追究这些理论并且运用在日常对话里，那么只有那些教条化的庸俗化的版本它可以渗入到日常生活，而这些教条化庸俗化的理论表达就更离不开一些非常简洁的概念，因而概念对意识形态理论和日常话语都是非常关键的要素。要解构西方的意识形态概念体系，首先我们要区分不同的概念类别，然后有针对性地来加以应对，我今天跟大家大体上做一个分类，我认为概念有很多类型，我今天把西方的概念分成四类，前三类是西方话语里边经常使用的一些概念：

第一是西方话语自身的核心性基础概念，这些概念有很多，比如像我们熟知的自由、法治、宪政、程序正义、产权、契约、个人主义、公民社会、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政治多元主义等等，自由是西方意识形态最为核心、最底层的一个概念，其他很多概念都是从自由推演而来的然后形成了一个概念体系，支撑了西方价值观的底层逻辑；

第二是西方意识形态炮制出来专门用来攻击和解构别人的概念，比如像集权主义、威权主义、转型国家、转型经济、东方专制主义、文明冲突、历史终结等等这些概念，这些概念大多产生于冷战和冷战后的意识形态斗争过程中，它本身就已经嵌入了对别国的妖魔化；

第三是被西方话语偷换和扭曲之后为己所用的概念，这些概念有些它原本不属于西方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甚至有些曾经是具有反西方、反资本主义色彩的一度被西方价值观避之唯恐不及的，但是在被西方偷换、扭曲甚至再造之后，逐渐地为西方所用，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形成了表面的逻辑一致。这些概念包括比如像平等、民主、文明、进步等等，这三类概念通常会搭配使用，给人类的语言带来了极大的观念混乱；

还有第四类是西方话语不用的，也就是说它们力图掩盖的这样一些概念，所以有时候我们去看一套话语，它喜欢使用哪些概念和它不喜欢使用哪些概念是同样重要的，那些被刻意回避的概念本身往往也能传递出重要的信号，包括像国家、规模、阶级、主权、共同体、秩序等等。

西方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历史的真相，正如朱云汉教授所说，“西方学者对他们自身的历史诠释是选择性的、甚至是有意漂白……对自己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取得的成就大书特书，但是对于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对外侵略、殖民主义、奴隶制度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他们却轻描淡写、遮遮掩掩”，为了回避丑陋不堪的历史真相，西方思想界通常采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构建抽象的纯粹的概念，以之作为其逻辑演绎的一个基点，这样做可以违背一切历史的事实，而凭空构建逻辑和理论，因而我们要解构西方概念，至少在第一步，我们要采取以具体对抽象、以历史对逻辑的方法，通过重构历史叙事来颠覆西方思想的正义性和进步神话。当然，长期而言，我们要建立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我们也需要进行抽象概念和纯粹理论的建构。

那么在这个概念的问题上有一些人一向认为我们不必去挑战西方的话语或者概念，他们认为西方的概念是数百年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晶，可以直接拿来为我所用，甚至可以事半功倍，不必另起炉灶。但是我个人是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概念是逻辑的起点，是理论的支点，只要你不去颠覆它的概念体系，你就很难真正揭露它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虚假性，也就是说用别人的“锅”是不可能炒好我们的“菜”的，借用当年美国一位西马学者普兰查斯他和米利邦德辩论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他说“因为观念和概念绝不是无害的，用对手的思想来回击他，将会使它们合法化，允许它们继续存在”，因而我希望我们要系统地挑战和解构西方的概念体系，坚持用我们自己的“锅”来炒我们的“菜”。

另外还有人担心我们对外讲中国故事或者去颠覆西方的话语概念会不会刺激到西方，会不会产生所谓的新冷战。这种担心我也认为实属不必，过去四十年我们一心一意谋发展，不争论，不搞价值观外交，我们真心真意地搞人文外交，搞文化交流，我们真诚地讲互利共赢，努力地为自己争取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但是你看西方从来没有放松过一天的价值输出，从来没有放弃一切借口在国际上抹黑扭曲中国形象，利用一切机会煽动中国国内的不稳定因素，使用各种资源试图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其实树欲静而风不止，不管中国多么低调，也没有办法避免西方的攻击，因为事实上中国的崛起已经改变了世界力量格局，威胁到西方金融资本对世界的统治，这是西方不可能接受的。

我们继续保持不发声不战斗的姿态，要闷声发大财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所付出的声誉代价和实际损失都已经比过去要大很多，国际关系有时候既取决于现实力量的对比，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别人的认知。过去四十年我们低调不争论是对的，符合我们当时的战略需求和力量对比，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中美国力竞争和世界影响力竞争白热化的时期，“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关头，这个时候不亮剑不仅会事倍功半，还会让世界各国产生疑虑，带来额外的声誉成本，所以权衡利弊，中国今天应该理直气壮地建构和传播中国的政治学知识体系，这离不开中国核心概念体系的建构，我认为这项工作应该从系统地颠覆解构西方的概念体系开始。

第1讲西方话语核心概念

今天我来跟大家系统地聊一聊西方的概念体系，要解构西方的意识形态概念体系，首先我们要区分不同的概念类别，然后再针对性地来加以应对。

接下来我就要讲第一个，就是西方话语自身的核心概念。西方话语是一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我们大家从中学都学到了这样的观点，所以它的每一个概念背后都有明确的阶级属性和利益指向，但是过去在西方的长期宣传之下，这些概念往往被中性化了，带上了一些比如叫“普世”或者“进步”或者“文明”的面具。那么我们一旦受它影响，我们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假定为它是一个正确的公正的概念。这些概念有很多，比如像我们熟知的自由、法治、宪政，包括像程序正义、产权、契约，个人主义、公民社会、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政治多元主义等等，当然今天我不可能把这些概念全部给大家展开来讲，我集中在一个概念，就是自由。自由是西方意识形态最为核心的一个概念，最底层的一个概念，其他很多概念都是由自由推演而来的，这些围绕着自由的概念推演出了法治、人权、宪政等等，然后形成了一个概念体系，支撑了西方价值观的底层逻辑。

首先我们来看，西方人为什么如此重视自由？这背后有很多原因，我给大家重点分析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就是西方历史上其实是极其缺乏自由的，现代的自由概念是基于一个个人主义的原则，是以个人的自由为出发点的，而在古希腊、古罗马我们可以看在那个时代是没有个人意识的。比如古希腊人，哲学家讲人是城邦的动物，你一个人的价值就取决于你是城邦共同体的一员，是部落的一员，如果你一旦被驱逐出城邦，你就失去了在政治生活里边生活的资格和身份。比如希腊很大程度上是以部落为单位的，那么罗马这个家族的因素特别重要，所以这些古典文明它是以部落和家族为核心组织起来的。但是在希腊罗马时代，如果你是一个公民，或者你是一个部落或者家族的成员，作为个体，你还是能享受到比较高的自由的。

到了基督教时代这个情况就变了，因为教会对人的思想行为实施了非常严格的控制，教会对人是无差别的控制的，人紧紧地依附于教会。那么不信教的人，在欧洲是没有生存权利的，哪怕你贵为国王或者贵族，一旦你被革除教籍，你在欧洲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了。即使是在推翻罗马教会之后的近代，欧洲的新教对人的控制也是非常厉害的，比如像加尔文教，它在日内瓦建立起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制度，非常专制，对人的控制也是罗网严密。另外像英国、荷兰这些地方的清教也十分严苛，所以过去好多人说清教徒移民到新大陆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当然也有人讲了，因为他们在旧大陆受到了强迫，而到了美洲到了新大陆，他们可以去强迫别人了。在美国建国之前，我们看到在很多殖民地，异教徒或者不信教的人是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极端情况下会被处死。美国建国之后，各个教派也在争当国教，所以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他也是《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政教分离的隔离墙理论，所以后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确立了不得树立国教，实际上这是一个教派斗争的结果。到了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天主教和各新教教会还试图在欧洲国家里边来控制国家，包括像德国、北欧，都曾经指定路德宗为国教；荷兰、苏格兰和瑞士几个州也曾经给予加尔文教以国教地位，所以我们看在西方整个历史上，它是极其缺乏个人意识的，极其缺乏自由的。相比起来，我们中国过去2000年，我们没有教权对人的这种愚昧统治，而政治权力对人的约束也是很有限的，比如像我们过去2000年有一句话叫“皇权不下县”，就是国家权力在县这个层级以下对个人的干预是有限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讲，我们既没有国家权力，也没有宗教权力来对个人自由进行严格的控制与压迫。当然虽然我们也有这个地方宗法，包括地方封建势力的这种约束，但是基层社会还是要比西方要自由得多，所以大家读读我们唐代以来的小说、戏曲，还有民间文学，像《三言二拍》、《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我们就能看到里边有特别自由活跃的民间社会。

那么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蛮族带来的一种特殊现象，基督教时代有一个矛盾的现象，就是基督教国家的产生，恰恰是日耳曼等蛮族入侵的过程中完成的。那么一方面，基督教无孔不入地控制了教会，另一方面，这些日耳曼蛮族从大森林里边过来，它带来了一种天性自然的这种野蛮自由传统，所以我在很多地方讲过，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中，有很大的一个部分是来自于蛮族的野蛮自由，例如自由主义者所崇尚的普通法传统，它很大程度上就是源自于不识字的蛮族习俗。

在九世纪之前，欧洲还有很多人懂拉丁语的，所以那时法官判案的时候可以去查阅罗马法汇编，但是到了九世纪之后，进入蛮族封建时代，特别是在德意志和法兰克这些地方，上到国王到贵族，下到农奴都不识字，基本已经不存在立法了。比如法国最后一项法规，是产生于公元884年；德国是从公元840年虔诚者路易死去之后，帝国分裂之后就没有再产生新的法规了，所以除了像意大利这些罗马传统比较深的地区之外，在欧洲各地习惯法就成了唯一有活力的法律源泉，所以老百姓或者贵族们要打官司，他需要口头去咨询当事法官，然后法官和贵族他也不识字，也没有办法去查法典，所以只好想一想各种奇怪的习俗、迷信、宗教教条，用它们来进行裁判，甚至比如欧洲还很长的时间里边，搞过神裁法这种类似于跳大神的方法。由于大家都不识字，还产生了一些其他的非常有趣的现象，比如像签订契约，签订一套契约你要把它用文字写下来，如果你不写下来，大家靠什么来记住这个东西，所以当时的欧洲人就发明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仪式或者手势，来增强这种契约的正式感，或者是增强大家的记忆。

法国有一位著名的史学家马克·布洛赫，他在一本书叫《封建社会》里边就记载了当时的一些很有意思的做法，比如说我要签这个契约了，我要把我的一块地卖给张三，那这个时候，我靠什么把这个契约能记下来？20年之后不被忘记，要把自己的孩子带过来，因为等到我们都死了，孩子可以证明这个契约的存在，但是孩子他又不会关注这个事情，我靠什么来加强他的记忆？我签契约的时候我赏他一巴掌，或者强迫他来洗澡，因为当时欧洲人不洗澡的，只有出生洗礼的时候会洗一次澡，然后去世的时候会洗一次澡，所以强迫他洗一次澡他会记忆终生。那么在这种满足文化和法律制度之下，我们看到他保留了很多蛮族的原始习惯，这也是今天西方自由观念的一个重要来源。

第三点就是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里边，还产生了作为贵族特权的自由。封建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权力分层，就是国王贵族他不同的权力是分层的，国王的权力不能穿透贵族，所以对于贵族来讲，他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是十分自由的，这种所谓自由在我们看来其实就是一种特权，包括地方自治，地方的司法权，人身依附权，包括贵族征收苛捐杂税的权力，甚至有些贵族他可以行使初夜权。比如在法兰克，在德意志这些地区，下级封臣可以跟着自己的上级封君来合法地对抗自己的国王，今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常給我们介绍西方文明，大多是从一个贵族视角出发的，所以让我们很多人误以为那是一个非常自由美好的时代。比如说我们经常能听到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士兵不能进”，但是其实国王的士兵不能进的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家，而是贵族的家；还有比如像《大宪章》，制约公权力，我们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要学会去问一个问题，他这些观点是从什么人的眼睛里看到的事实，如果我们换成下层农奴，甚至低级封臣的视角，那么贵族自由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灾难，地方自治往往是恶贯满盈，有时候遥远的国王代表的才是正义。比如中世纪英国国王，他有巡回法庭，到16世纪又产生了星室法庭，现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常会批评这些国王的集权或者国王的法庭，认为他们是侵犯了自由权之类，但是我们读当时的历史资料会发现，有时候他们就像青天大老爷一样，饱受贵族自由权迫害的那些农奴、自由奴包括低级骑士，他们听说国王的法庭要来了，会跑过去“拦桥喊冤”。当然欧洲的国王跟我们古代的皇帝、皇权也不大相同，因为他无非是一个大封建主，有时候甚至他都不是诸侯之主，而是诸侯之首，所以跟我们中国古代的拥有天下观念的公共精神的甚至民生意识的这种皇权也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也不能高估。

在封建社会下产生了很多跟自由相关的制度，其实都和贵族有特别密切的关系，比如代议制，就是典型的贵族特权政体，代议制的起源有几种可能的情况，一种是国王需要贵族或者近臣来帮助他参谋来协助统治；第二种情况是国王打仗征税，需要得到贵族的同意，因为我要让贵族拿钱，所以肯定要征求你的同意；第三种情况是十一十二世纪之后欧洲的国家和政府越来越被当作一种私人的产权实体，那么贵族的封地和财产权国王是不能随意侵犯的，同时他们作为他们的地权财产权的代表，他有权来参与立法和司法，所以需要让他们来参与比如御前会议，或者三级会议这样的机构。

所谓代议制就是不同类型的财产权按照比例来分享统治权力的一个制度，今天很多人会认为议会制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形式，实际上恰恰相反，代议制在历史上和民主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代议制代表的就是贵族和后来新兴资产阶级的财产权。章太炎很早就指出这一点，他说“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就指出了代议政体和封建制度之间很密切的一种关系，今天一样也有人批评美国的所谓代议制民主，实际上就是一美元一票的制度。

再比如选举制，任期制，轮值制，这些比较现代的制度形态，其实一定程度上也都是源于封建制度，因为西方在现代国际制度里边是占有主导地位的，所以导致了西方的历史经验在现代国际制度中得到了更多的体现。

第四点我要讲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由。资本主义这个东西它最需要自由，它需要的是一种基于财产权的自由，因为现代自由的本意，就是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就是金钱在市场上不受约束和干预的自由。现代自由的核心问题就是个人以及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或者翻译一下，允不允许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国家干预个人以及个人财产的问题。

在欧洲1000多年的神权封建贵族政治里，既没有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国家，也不存在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个人，在十三世纪之后，新兴的商业阶级兴起，这些人追求发财致富，但是他们受到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天主教财富观的限制，于是这个新兴的阶级，它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打倒教会，从教权的“统治”下解放“个人”，这里的“个人”指的就是这些新兴的商业和资产阶级，那么推翻天主教的财富观就能够给他们不择手段地获取财富来辩护。

贪婪需要把自己打扮成一种道德，所以这些人就制造了自由主义的哲学，但是仅仅靠自由主义还不够，因为做生意和发财除了需要自由以外，也需要法律、和平和武装的保护与支持，所以这些东西需要强大的权力来提供。为什么需要法律？因为有了法律才能够保障这些商业契约的履行，才能对违约行为加以惩罚；为什么需要和平？因为在那个时代欧洲小国林立，贵族的堡垒和一些匪帮，也需要国家的力量把他们给荡平，这样才能维持和平的商路；为什么需要武装呢？因为商业阶级它需要国家的炮舰、舰队和军队来保护他们并且支持他们和别的国家的资本进行竞争，所以这些东西都需要来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治权力，所以新兴的资产阶级它一方面在打倒教会，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它与国王来结盟，建立起了集权的国家，所以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和权力高度集中的现代民族国家其实是同一个过程的产物，而且他们从产生起就是同盟。今天流行的自由主义观念编造出一大套反对国家干预，限制公权力，强调小政府和分权放权的这样一套历史叙事，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完全违背当时资产阶级崛起时候的历史事实，是一种虚假的史观，资本家在崛起的过程中何曾限制过国家？在国内，资本主义是靠国家力量来剥夺农民的财产权，剥夺之后才建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就像英国的圈地运动。另外靠国家的力量，把人给强行地塞进工厂里来受剥削，你连不受剥削的自由都没有，比如像英国早期你上街乞讨都是一种犯罪行为，甚至会被吊死，会被强行地塞到工厂里边，然后它才建立起劳资契约自由的一个原则；在国际上，是靠炮舰来掠夺资源和开辟市场，把别的民族变成殖民地之后，开始编造自由贸易、航行自由和所谓的国际法等等这些神话。

国家主权的概念就是在这个阶段出现并上升的，比如荷兰的一个著名的国际法学者格劳秀斯，他最早提出了主权的概念，就是为了论证国家来帮助资本进行贸易，自由航行，甚至发动战争的正义性合法性。熟悉政治学或者国际关系的同学大多数都知道，1648年有一个重要的条约，叫《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是当时欧洲发生了一场30年战争，最后大家都打累了签的这么一个条约，但是我们读到的教材和著作，通常都会讲这次战争的过程以及里边天主教和新教的冲突，新兴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但是很少有人深入到这场战争背后的资本运动。实际上，当时这场战争背后是荷兰的金融和商业资本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就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动力，因而这场战争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服务于资本力量的，而此时的资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主权国家的保护所带来的自由，所以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里边就规定，战争里边要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那么大家通常听到的说法都是说这是战争法和国际法的进步，但是也要看到它的本质，就是要把战争对商业活动和资本自由的危害给降低到最低。你打仗可以，你不要威胁到我们这些商业和资本的运作，既然战争是资本谋利的一个手段，那么资本自然也有能力把战争控制在不伤害自己利益的范围之内，另外，《斯威特伐利亚条约》还保障了私人企业和商业活动的自由，主权国家就是他们发明出来用于服务于资本的一种装置，由国家组成的这样一种国际秩序就是服务于资本的积累和增值的这样一套国际体系。

但是国家一旦强大和集权，它必然会对资本形成制约，因为政治权力的本性就是要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主权从定义上就是要高于一切权力的权力，所以一旦这个资本不能控制一切，由商业资本催生和扶植起来的这些民族君主国它也会发生异化，产生不符合资本利益的独立意志，所以资本需要不断地对国家的权力装置进行修改，通过制度和法律，甚至通过革命，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它的结果就是产生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法治和代议制。

国家和资本的蜜月期结束之后，资产阶级它已经利用国家的力量把商人所擅长的私人领域中的法律给应用到整个国家，然后让市场的规则变成了人间的规则，一旦市场的规则和资本的法律建立起来，资产阶级就不再满足于跟国家的结盟关系，而是要凌驾于国家之上，要俘获和主导国家，限制国家权力，这时候它要求的就是让国家变成仅仅是市场自由的一个“守夜人”和打手，只是仲裁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工具，这个时候所谓的自由也就是资产阶级的个人相对于国家的这种优先性，变成了一个现代的“政治正确”。

论证这种个人优先性，也就成为自由主义哲学的宗旨，比如正像哲学家阿伦特所说，“现代政治的特征，就是把私人利益变成公共事务”，结果自由的国家都建立了代议制，原因就是因为代议制是最适合把经济权力给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的制度，是让各种类型的财产权按照比例享有政治发言权的制度，所以英国哲学家欧克肖特就如此评价代议制，他说“这种统治样式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英国等地的议会制政府中达到高峰，曾经是共同体的东西，现在被认为是个人的联合，这是伦理学中确立的个体主义在政治哲学上的对应物”。所以我们看到，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把王权给架空，让议会来统治国家，而议会就是不同类型的资本的代言人；美国革命就是成立一个服务于商人和地产债券投机者的合股公司；法国大革命干脆砍掉了国王的脑袋，让资产阶级的民法典来统治，所有这些革命都是为了让自由来代替专制，用财产权的自由来替代贵族的特权自由，用法律的统治来掩盖古老的权力的统治。

资本主义的自由相对于封建主义，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这种自由它所要求的也仅止于资本的自由，我们要把自由的本质认识清楚，自由就是财产权，自由就是市场原则至上，自由就是资本的统治。至于我们所以为的自由选择，自由意志，言论自由，自由行动等等，都是包裹在自由概念之上的糖衣，它的目的是为了让毒药更容易下咽，澄清了自由的概念，我们就很容易认清法治概念的本质。

自由概念直接导向了法治，因为一旦自由概念获得了霸权地位，也就意味着国家不再是社会整体的一个代表，而是财产权的代言人，那么政府就不再是一个规则的提供者，而仅仅是市场规则的守护者，资本家或者拥有财产权的阶级，他最乐于看到的就是市场的规则来决定一切，因为这是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市场的规则就被他们称为法，与所谓的公权力对立起来，政府对市场和财产的干预就被扣上了某种不道德的标签，由此法治叫rule of law，就获得了一个独立的生命，法治所强调的这种程序正义就成了至高无上的正义原则。比如像美国的独立的司法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它的功能就是给联邦生成一种统一的商法和民法，而商法和民法本身只是处理私人事务，特别是财产关系的一个工具，但是当它们以“契约自由”、“程序正义”这些抽象而普世的面貌出现的时候，就让我们这些普通人只能看到所谓的过程的公正，我们很难去想到它结果是不是公正，甚至是不是可怕了。经过18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不断地建构，现代自由民主制度或者政治多元主义就被描述成了一种可以依据法治和程序原则来展开公平竞争的允许多元利益在里边自由博弈，大家都可以来获得国家权力的游戏，这个游戏表面上它是透明的，是开放的，但实际上，只有那些所谓成功的“个人”也就是资产阶级他才有赢的可能。这套游戏的规则，我们看到，西方政治哲学很多这样的观点，它不讲公平，不讲正义，甚至在理论上，自由主义者干脆就把正义给解释为程序正义，只要符合程序，你输了，你不能因为这个结果而抱怨，你只能怪你自己是一个失败者。这种概念话语的误导之下，法治概念成功地掩盖了资本通过代议制，通过律师，通过法律来统治一切的事实。

从法治的概念就引向了宪政的概念。法治本身它有时候也会出问题，比如法治会失控，列宁很早就讲过，他说你资产阶级可以通过代议制来掌握国家权力，那么既然你发明了这套程序，这套制度，无产阶级同样可以利用选举权来夺权，所以它是有漏洞的；其二是它会遇到统治集团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比如你像美国，它会存在联邦权和州权的冲突，或者不同资本类型之间的这种冲突，比如美国当前金融资本集团和旧的产业资本集团的这种冲突；另外它还会遇到技术性的危机，比如像美国2000年和2020年大选里边发生的这种选票争议；最后它还会遇到因为社会弊病而导致的政治分裂，比如像特朗普这种所谓的民粹总统，他当选之后就导致了一种政治极化，所以法治它也需要一个最终的机制来对它进行制约，确保真正的权威也就是资本的意志，能够掌握最后的一票，能够出来裁决争议，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宪政。

什么是宪政呢？宪政比如在美国的语境里边就是把一份宪法文件给供在神坛上，通过“大祭司”即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他们的解释权来进行政治操纵，结果就是让少数统治者的力量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否决压倒多数人民的意志，用美国建国者麦迪逊的话来讲就是绝不让作为集体的人民来染指政治。

那么我前面梳理的这些概念，它们都是西方价值观的核心，我们一旦把它们给破解掉，西方价值体系就会轰然崩塌，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因为这些概念是最为坚固的，它们的内核被大量的理论、历史、新闻和文艺作品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包裹起来，让我们普通人很难去窥探到它的实质，几百年来的西方的这种话语建构也让我们这些普通人对这些概念很容易产生习惯性的认同，让我们看到这些概念的时候条件反射式地就产生一种正面联想，所以我们对这些概念的辨析也是最为困难的，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

第2讲西方炮制的攻击性概念

西方意识形态话语，它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操作，就是它会通过凭空捏造或者改造利用而炮制出来一些概念用来攻击和污蔑自己的对手或者是受害方，比如像极权主义、威权主义、转型国家、转型经济、东方专制主义、文明冲突、历史终结等等这些概念，这些概念大多数产生于冷战和冷战后的意识形态斗争过程中，它本身就已经嵌入了对别国的妖魔化。

首先我要讲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是这一类概念的核心和典型。极权主义曾经被用来指纳粹德国和苏联，今天也被一些人用来影射中国。极权主义这个词，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界地位非常特殊，知识分子特别热衷于使用极权主义的陈词滥调；在媒体界里边，受极权主义理论启蒙洗礼的从业者也不在少数；出版界不厌其烦地出版这一类洋溢着冷战气息的书籍，比如像新京报这些南方财经系报刊，它的各类推介、评比中，我们发现极权主义一类的图书一向都是高居榜首，比如像新京报2015年的好书评选活动中，彼得·德鲁克的《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书获得了经济类第一名，新京报2018年评选的“大民大国·40年40本书”这个活动里边，上榜的书有《1984》、《极权主义的起源》、《通往奴役之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古拉格群岛》、《乌合之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等，俨然就是一部“极权主义”概念的建构史；在我们大学的政治和历史专业的书单里边，也随处可见这些书的身影，可见在中国知识界不少人的心中，极权主义的分量是相当重的。

随着这些年西方越来越不像样，中国越来越进步，公知们实在是找不到什么槽点来吐槽了，所以就只能像祥林嫂一样揪住极权主义这样的概念来碎碎念。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和我们的强政府传统，以及包括我们过去的像文革这样一些历史时期，常常被一些学者或者媒体或明或暗地给指为极权主义。事实上，极权主义和集中营这些现象恰恰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比如像希特勒和德国纳粹党就公开地讲，他说他是学习美国的做法，而他的精神根源我们还可以上溯到基督教，特别是新教改革后出现的这种政教合一的宗教控制(?)，这种东西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很多文明里边都是没有出现过的，但是由于这种概念的大肆传播，它对中国的形象包括很多其他国家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极权主义这个词源自意大利语的一个词，叫totalis，它指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1925年墨索里尼第一次用这个术语来表示他的政治运动，后来西方国家就开始用这个词来指代法西斯主义。三十年代，西方人开始给苏联扣上极权主义的帽子，到1939年春天，西方有一些反苏知识分子组织了一场叫“文化自由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反极权主义”声明，但是把极权主义扣在苏联头上这种观点在当时的美国还没有占到主流地位，大多数人还不认为苏联是极权主义，而且当时纳粹德国对西方的威胁更大，所以更多人还是希望能够跟苏联合作，所以就在这份声明发完不久，美国有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又发了一个公开信，反对把苏联给视同于法西斯国家。到了二战后，没有法西斯了，随着冷战的发展，西方就给苏联量身打造了极权主义的标签，由此极权主义就成为了一个抽象的貌似学术的概念。大举进入到政治学哲学等领域。

俄国有一个学者科洛米采夫，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在许多政治学教科书里边，‘极权主义’一词俯仰皆是，它把法西斯主义和苏联制度画上了等号，仿佛政治学教科书不谈极权主义便不成为政治教科书了”，极权主义话语的建构过程中，西方学者像哈耶克、阿伦特这些人功不可没，哈耶克是最早把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相联系的，阿伦特则完成了这个概念的建构，她让这个概念变成了和自由民主主义的对立物。最初，像马尔库塞这样的思想家，他把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看成是极权主义的两种主要形态，后来阿伦特就主动承担起了一个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角色，她给极权主义换上了左翼标签，因为原来极权主义都是右翼的，阿伦特的概念塑造工作十分成功，她成功地让人们忘记了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联系，而把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正像科洛米采夫说的，阿伦特使得“国内外很多政治学家不愿意谈唯一的一种极权主义形式——法西斯主义（也许是忘记了，也许是觉得毫无用处），而喜欢谈纯理论的‘一般极权主义’”，西方政治学家“赋予这一术语以超历史的，抽象的涵义，使之成为一种无需解释的定式、思想代码和印记”，“说到底是在培植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对与资本主义垄断组织支配各国人民命运的自由无关的一切事物的仇恨”。

这句话可以原封不动地拿来批评今天我们中国不少政治学乃至社会科学学者，大家想想，我们平时读到的大量自由主义的东西，是不是都特别喜欢端着一种无关利益、无关权力、无关历史、无关细节的这种抽象正义原则，其实这是西方话语的一个久经检验、十分有效的忽悠办法。西方人在谈论极权主义的时候，就是使用这样的一种方法，让它从历史的具体事物里边抽离出来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标签，既然成了一个抽象的标签，我就可以拿着它想贴给谁就贴给谁，当然这种扭曲历史的概念游戏，它会引起人们的不满，比如像哲学家齐泽克，他就批评了阿伦特式的这种概念，认为它模糊了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界限，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自由民主的霸权地位，就像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一样，今天人们处于全球资本主义的霸权性意识形态之下，已经丧失了想象自由民主之外的其他向度的能力，因此齐泽克就认为，极权主义作为一种空洞的思维方式破坏了思考的深度和自由，人们从接受极权主义这个概念的那天开始就已经陷入了自由民主观念的牢笼，人们真正要反抗的实际上并不是所谓的极权主义，而是无所不在的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新秩序。

西方的极权主义概念就是要混淆世人的观念，让人们忽视法西斯主义才是它在历史中唯一真实的形态，而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产物和变态，是西方现代文明和现代国家的产物。阿伦特所描述的那种所谓的极权主义的特征与西方历史上长期的神权统治，一神教的排他性观点有深刻的关联，也跟地中海数千年来的这种种族竞争和敌我观念分不开，更与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理念分不开的，有些东西跟我们中国这样有深厚民本传统和文化包容力的文明性国家风牛马不相及。

与极权主义相关，西方还炮制出了另一个概念，就是威权主义。所谓威权，汉语习惯上把它称作权威，威权和权威这两个词在英语里边实际是一个词，那么为什么会翻译成两个词呢？原因就是国内有些学者为了跟极权主义这个词形成一种文字上的对仗，刻意地生译出了“威权主义”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概念。学政治学的朋友估计都读过不少威权主义的文献，不少中国的政治学者几乎离开这个词就不会写论文了，但是这个词真的那么有价值吗？威权主义这个概念，最初是用于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右翼国家，这些国家属于准法西斯国家，没有达到德国、意大利法西斯那个程度，但是它也是右翼独裁。按照美国政治学者胡安·林茨他们的定义，就认为威权主义比极权主义要温和一些，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不是一元化的，具有一定的多元性，所以也被一些学者看成是从独裁政体向所谓民主政体演变的一个过渡形态，因而像现代化理论、民主化理论，这些都特别热衷于威权主义这样一个概念。后来美国学者亨廷顿就重新定义了这个概念，他把它给泛化成来指所有的不民主政体。

刚才我讲到阿伦特，她的一种操作就是把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从右翼给挪用到左翼身上，那么亨廷顿的做法异曲同工，他也成功地弱化了威权主义这个词的右翼色彩，把它给逐渐地偷换为所有不符合自由民主政体的一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把左翼也给包括进来了，然后西方学界就不断地进一步来建构、偷换这个概念的定义，逐渐就让威权主义这个词越来越多地指向左翼，结果威权主义在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地扣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上，国内政治学界相当多数的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个定义，甚至很多学者还认为中国连威权主义都配不上。在中国的政治学研究领域里边威权主义者享受着比极权主义者还要尊崇的地位，绝大多数的文献都是不加丝毫反思而直接套用威权主义的概念，很少有学者对这个概念本身来加以辨析和批判，围绕着威权主义之类的概念，中国政治学界形成了一大套“黑话”，“行话”，然后堆叠出了大量毫无意义的文献，不断地自我复制、自我增生、自我强化，这种“文献霸权”又形成了一个再生产机制，让中国的政治学人虚掷青春，糜费资源，浪费了无数的生命和精力，浪费了无数的科研经费，最后却是为西方话语打工，丝毫没有能够接近中国的实践、中国的现实，更遑论对人类政治做出任何有价值的思考和智力贡献。

王绍光教授对威权主义概念的批判非常精彩，他有本书叫《中国·政道》，在这本书里面，他写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可以帮助大家理解威权主义的概念有多么的荒唐，他说“因为威权主义这样的标签实在是没有办法说明中国，所以研究中国政治的那些学者他还要用这个概念，他只能在前边加各种各样的形容词，发明了一大堆带有定语的威权主义”，包括像“有适应能力的威权主义”，“有韧性的威权主义”，“软威权主义”，“革命性威权主义”，“弹性威权主义”，“民粹威权主义”，“合法性的威权主义”，“威权条件下负责任的政府”，“参与型威权”，“抗争性威权”，“议价型威权”，“回应性威权主义”，“财阀威权主义”，“精英威权主义”等等，然后王绍光教授就说了，他说从晚清开始到民国初年到军阀时代到蒋介石时代到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一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任何一个时代无一幸免都被西方政治学给贴上一个威权主义的标签，然后他就讲中国政治已经天翻地覆了，但是身上的标签却一成不变，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词已经成为到处乱贴的狗皮膏药。

我们来看看它们所谓的定语，如果一个威权政府，它是合法的、负责任的、参与型的、回应性的，又有韧性，有适应性，有弹性，有革命性又是软性的，那么它还是威权主义吗？岂不是人类所能想到的一个最好的政治制度了吗？所以很奇怪，就是西方今天哪个国家它所谓的自由民主政体可以满足上面的这些形容词。我也在很多地方讲过，西方人特别擅长制造这种黑白颠倒的语言，比如像自由民主，我多次讲过它在语义上就是不成立的。中国有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张维迎，他经常写文章说中国有一种“语言腐败”的现象，其实语言腐败这个词也跟极权主义有关系，就是乔治·奥威尔比较早提出来的，他在小说《1984》里边提出了这个词。其实西方话语才是真正的语言腐败，西方社会科学体系的概念基石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一个腐败的语言体系上的，包括像张维迎所信奉的西方经济学。王绍光教授所列举的这些威权主义的例子，打个比方，就像是非要给一个好人给贴上坏人的标签，但是你又编不圆，为了把谎话编圆，只好不停地加定语，说这是一个善良的坏人，一个负责任的坏人，一个有道德的坏人，一个守法的坏人，那么他还是一个坏人吗？所以我认为这种现象是对人类语言最无耻的腐败。

由威权主义逻辑上自然就会导出另一个概念，就是转型。依据威权主义的定义，它必然会存在一个从威权主义到民主化再到民主巩固等等这样一个路线，所以一切不符合自由民主主义的国家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转型过程。“转型”这个词咋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所以今天它堂而皇之地充斥于我们中国的政治学经济学等专业行话之中，但是出现于冷战终结、苏东解体时期的这个转型概念，其实它本身就隐含有西方对“正常国家”“正常道路”的一个定义权。西方价值观认为非西方式的国家就不是正常国家，非市场经济的道路就不是正常道路，所有国家或早或晚都会走向西方，在政治制度和观念上走向“历史的终结”，在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上走向所谓的“到达丹麦”。

我在德国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段子，就是有人问一个酒鬼在哪，回答就是说他不在酒馆，就是在去酒馆的路上。西方的转型概念就类似于酒鬼去酒馆的路。西方热衷于定义什么是正常国家，什么是正常制度，美国二战后把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给剥夺了正常国家的权力，实际上就是为了让它们成为自己的半殖民地；冷战之后，美国人喜欢给不接受它霸权的国家来贴上“失败国家”“流氓国家”这些标签。这些做法背后都有一个假定，只有我美国才有资格决定谁是正常国家，这个非常可怕，就像是我们在生活中有人有权决定谁是正常人，谁是精神病人一样，那么你不正常的就要接受改造，就要转型，甚至要给你搞颜色革命，甚至要搞政权更迭。大家看，英国媒体里边特别喜欢用一个词，叫regime change，即政权更迭，这个词充满了满满的傲慢，似乎政体就像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器官，我想切就切，想换就换，但是我们看一看最近阿富汗的情况，美国经营20年的阿富汗政权应该能够证明转型这样的概念以及美国政治学的破产。

我们要对这样的概念抱着高度的警惕，几乎所有的转型学说或多或少都隐藏着对我们中国现实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否定，因而这类概念的流行对中国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会造成“内伤”式的损害，所以年轻朋友们要自觉地抵制这样的概念和理论，当然了大家为了拿学分为了不挂科，老师讲还要听，考试的时候也可以这样答，但是我们心里边一定要种下一个独立思考，挑战西方话语霸权的意识，中国发展到今天，绝对不能再让我们的新一代人再被西方的话语忽悠，让西方如此低级而又精致的文化意识给洗脑。

第3讲为西所用的概念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第三大类概念是被西方偷换、扭曲而“为西所用”的概念，这些概念原来有些它不属于西方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甚至有些曾经是具有反西方、反资本主义色彩的一度被西方价值观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在被西方偷换、扭曲甚至再造之后，逐渐地为西方所用，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形成了表明的逻辑一致。由于这些概念在历史上大多具有某种进步性或者正义性的特征，所以人们更容易接受而忽略这些概念含义的转换，所以这类概念的欺骗性特别强，这些概念包括比如像平等、民主、文明、进步等等。

我们就来看一看平等概念，平等概念自古有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人的平等的文明，我在之前的《大道之行》系列的第二集讲到这个“平”字的时候讲过这个问题，中国是从秦汉以后逐渐开始消除人身依附，实现人的平等。欧美俄这些地方都是到19世纪之后才废除奴隶制和农奴制。中国是最早进入平民政治阶段，其他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是19世纪才开始走出贵族政治。美国学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他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中国实现了这种人的平等。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就是西方文明，自古即存在长期而大规模的不平等，直到资本主义兴起才像马克思所说的产生了财产的不平等来取代了过去基于出身不同的不平等。

那么随着欧洲人的觉醒，平等就成了现代社会生命力最强大的价值追求之一，西方的资产阶级在打破贵族式的不平等实现了基于财产权的自由权利之后，它其实就希望平等不必再往前推进了，但是它又不敢公然去反对这种普遍的平等，于是他们处心积虑地把平等概念给改造成在市场竞争中的平等、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秩序的平等、形式的平等等等，在这个基础上，它给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披上了一个虚假的平等主义的面纱，但是实质的、结果的平等被西方的思想家不断地污名化，甚至把它给视为一种暴政、极权的要素之一。例如像我前面讲到极权主义的这些重要思想家几乎都致力于建构平等和极权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大多数也是“反对平等”，“鄙夷平等”的。在他们眼里，精英垄断知识的民国时期是最好的，然后“泥腿子”建立的人民政权天生是带有原罪的。过去这些年很多公知大V的文字里边处处都端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话里话外都有一种“你们也配”的这种傲慢，最典型的就是像方方女士。不少政法学者和我们出版传媒界的很多人士也满口不离“乌合之众”，“多数的暴政”这些洋词，他们天天讲自由民主，实际上关心的只是自由，一旦讲完自由，马上就不提民主了。所以在他们的眼里，精英拥有少数派否决权才是高大上的宪政民主，而带有平等倾向的制度和政策就是民粹主义。

从平等概念，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来到民主概念。因为现代民主概念最初是具有平等主义倾向的。原本现代民主是早期社会主义运动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本质上它是反资本主义的，包含有经济民主、社会平等、集体主义等等这些内涵，所以资产阶级肯定是不喜欢民主这样一个东西，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怎么来制约民主。比如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像华盛顿、汉密尔顿，甚至所谓的民主派党的麦迪逊这些人，他们思考的都是怎么来限制民主、制约民主；法国的拿破仑、路易·波拿巴、梯也尔，德国的俾斯麦、希特勒，奥地利的梅特涅，俄国的克伦斯基所有这些人何曾有过支持民主。

现在大家知道了，一直到七八十年代西方都很少说自己是民主，而是自称叫“自由阵营”。当时苏联东欧才说自己是“民主阵营”，当然苏联东欧也有它的问题。那么西方到八十年代之后特别是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才开始把自己给装扮成民主，中国的60后到80后这么几代人，我们恰恰是在西方话语的这个阶段成长起来的，所以就非常容易习惯地接受了西方民主的这样一种概念。19世纪以来欧洲工人运动不断提出民主的诉求，民主就成了欧洲一个特别强大的潮流，一度使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坐在了社会革命的火山口上，无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强大力量迫使资产阶级不断地向民主妥协，那么这些人就会思考我怎么能够釜底抽薪地解构掉民主这样一个东西？西方思想家用了将近100年的不断地来阉割民主的含义，最后把它给改造成一个程序性的工具，其中有一个集大成者就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非常值得一提。他有本书叫《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解构了民主的价值内涵，就是让民主不再成为一个带有政治价值的这样一个概念，而让它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一个工具性、程序性的这样一个东西，熊彼特重新定义了民主，他把民主给视作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样就让民主原来的含义，“由人民来统治”被消解掉了，然后变成了由选票选出的代议机构和政客来统治，让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不同政党来统治的这样一种制度。原来民主是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但是通过他的这种概念偷换，民主和资本主义建立起了关系，所以他对民主的概念实现了一个天才的建构或者说偷换，所以民主概念的价值性因素就被剥离而代之以一种程序性因素，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被代之以一套竞争性选举程序。民主的名称也慢慢地被偷换成“自由民主”，自由和民主这样一对原来对立的概念被强行地嫁接在一起，成为今天世界上流行最广的一种错误观念。今天对世界上多数人来讲，提起民主，大家很自然地就会想到自由民主，想到西方式的或者美国式的这种民主。所以通过这种概念操作，西方价值观非常有效地掩盖了这种名实相违的困境，实现了一个虚假的“制名指实”。这个民主概念是二战后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一块基石，比如政治学几乎所有的重要理论都是以它为支点，我们推翻了这个概念几乎就可以摧毁西方的政治学，而如果我们盲目地去跟从它，那么我们中国自主的政治知识就无从谈起，政治学也永远不可能向着真正的科学前进一步，非常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我们中国的政治学者应该说多数仍然是在跟随而不是反思这样的概念。

再比如像文明这样一个概念，它在历史上原本指的是人类产生文字以后所产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它的整体都叫做文明。但是在18世纪，这个词被塑造成一个特殊的含义，就是英、美、法这些国家所代表的西方商业化的社会组织模式，然后进而它把所有非西方文明给贬低成“野蛮”。文明就和西方画上了等号，包括像德国这样的莱茵河以东地区都被扣上了一个野蛮的帽子，所以德国人对这个词非常敏感，非常反感的。德国人曾经非常尖锐地来批评西方文明概念的狭隘性，比如像德国思想家科尔耐，他就曾经把西方文明给界定为叫“共和主义的法国，资本主义的美国和自由主义的英国”，这种西方的文明概念和文明史观随着西方在二战中的取胜，随着西方的轰炸机、商品和货币而征服世界，成功地影响了相当多数人的头脑，让这些人相信西方所代表的是普世价值，所以大家在网络上经常听到公知们说“中国要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我们“要和世界接轨”，动不动就拿文明和野蛮来影射西方和中国，对这个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创造和反抗进行历史虚无主义的解构，比如把义和团说出野蛮，把近代中国人说成愚昧，无非都是拾这种西方文明观的牙慧。

在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热极一时的像“现代化”理论、“民主化”理论、“转型”理论，无非也是这种文明史观的一种边缘回响。由于西方意识形态的改造策略十分成功，所以今天中国人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很少会意识到它们的本来含义，往往是人云亦云地在西方意义上加以理解，并用这些改造过的概念来评价中国，很自然地会批判中国不平等、不民主，说我们“过于强调特殊性”，甚至说我们“自绝于世界主流”，“自绝于普世文明”等等，殊不知恰恰是资本主义和西方国家才应该放在这些概念的法庭中接受审判。

第4讲被西方有意掩盖的概念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第四大类的概念，就是被西方话语所有意掩盖的概念。有句老话叫“于无声处听惊雷”，我们有时候观察西方不使用什么概念，回避什么概念，往往和研究它使用什么概念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这一类概念是西方话语所不喜欢使用，或者仅在特定条件和前提下使用的，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概念的地位也都不相同，但是总体上，资本的力量是试图限制掩盖并且使人们遗忘它们的。这一类概念，包括像国家、规模、阶级、主权、共同体、秩序等等。

我们先来看国家这个概念，国家概念在资本主义早期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在所谓的重商主义时期，那个时候资本需要国家的保护，它依赖国家暴力的支持，“民族国家”就是西方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西方就是借这个概念来解构比如东欧的那些帝国，奥斯曼土耳其的“帝国”和清朝的“天朝上国”这种传统的国家观念。直到今天西方仍然在试图利用像新清史、蒙元史、内亚史这样的所谓的学术“创新”来解构我们中国的传统历史叙事，但是国内有很多学者盲目地跟随这些噱头，奉为圭臬。

其实谁掌握了国家的定义权，谁就掌握了正义、进步和道德的定义权，西方的话语霸权离不开西方对国家概念的定义权，后来随着西方的崛起和殖民体系的扩张，这个国家概念逐渐受到冷落，究其原因即是因为资本的活动范围已经超出了国家，西方资产阶级在国内已经成功地俘获了权力，在世界上也已经实现了资本的制度化控制和文化控制，同时也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阶级性的分析入木三分，资产阶级很难在理论上加以反驳或者偷换，所以它不得不采取某种回避策略。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西方国家概念本身的定义也过于狭窄，现代西方人对国家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短短几百年的强大的历程让他们已经忘了世界历史的多样性，他们这个过于短暂的历史也让他们非常孤陋寡闻，用我们话讲叫“没吃过没见过”，所以西方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概念其实是很难涵盖国家这种政治现象的，所以这也不利于他们建构关于现代世界的一个整全性的知识体系，总之，国家的概念在西方思想中逐渐地退出了中心舞台，特别是二战后随着行为科学的兴起，西方社会科学开始系统性地解构和隐藏“国家”这样一个概念，比如像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纷纷地使用一些看起来更加科学更中立的词来指国家，比如他们会用“政治系统”、“政治过程”、“集体行动”、“行为体”、“多头政体”、“多元主义”等等这些概念来取代国家这个概念的全部或者部分含义，甚至在很多著作里边根本不愿意提起国家这个词，然后有时候在不得不谈及国家的时候，他们有一系列的方法来回避和解构，比如他们有时候会对国家实施“降维”打击，致力于建构一种中立性、功能性、价值无涉的国家观念，把国家给降到一个纯粹功能性的层次，或者是把国家分解转化成具体而微的政府、政党、地方政府或者社区等等组织，就是不提“国家”本身。他们有时候以“治理”这样的概念来消解国家和政府作为合法权利来源的唯一性，比如西方学者讲到治理governance这样的词的时候，他们背后默认的一个前提是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即没有政府的治理，它隐含的目的就是要去国家化，强调所谓公民社会的力量，他们有时候会以“公民社会”就是所谓的civil society这样的概念来把国家给变成一个社会和国家二元对立里的一端，然后让国家处于一种需要被警惕、被审判的状态，比如把国家给视为对社会进行掠夺和汲取的一种主体。

他们有时候用“法治”这样的概念来消除国家的政治性内涵，法治和宪政这样的词包含的意思就是要对政府和国家权力进行约束，所以它背后把国家给描述成一个罪恶之源，就像自由主义经济学经常讲的，国家是“必要的恶”，所以法和程序就变成了正义的化身，但是他们绝口不提法是谁的法，程序是谁的程序。中国法学界在这方面也没少受忽悠，比如像我们有一本《宪法学》的教材，大家打开宪政这一章，开头讲什么是宪政，它给出的定义就是依宪法治理国家就是宪政，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糊涂说法，中国也是依宪法治理国家，但是我们的宪法规定共产党的领导，规定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很多法学公知，他们为什么不认为中国是宪政，为什么还天天想着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宪政，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只有基于资产阶级所设定的并且对他们有利的程序正义的宪法制度才能够有效地制约国家，能够否决多数意志的时候也就是资本力量可以压倒控制国家力量，可以压倒人民的时候才称之为宪政，所以像我们这样的教材，它不讲“是谁的宪法”“谁统治谁”的问题，只是抽象地形式地来讲依宪法治理国家就是宪政，这怎么可能讲清楚这些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

和政治学不约而同，西方经济学也构建出了这个某种反国家的自由主义神话，他们崇尚市场和社会，反对政府干预，塑造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另外像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等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有的学科片面突出认同族裔、身份等等这些“低政治”的概念借以解构国家的阶级性等“高政治”问题，在世界范围里，西方也大力塑造这种所谓的“世界公民”、“普世价值”这些反国家主义的价值观，虽然从1970年以后经常有学者会呼吁要找回国家、要重新发现国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些理论重新要引起对国家的问题的关注，政治学界也有一些学者重新提出所谓的国家能力这些命题，但是总体上国家这个概念在西方思想和学术体系中都是不受欢迎的概念。

从国家概念，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另一个概念就是规模。因为国家必然是和规模相关的，我在很多文章和视频中都讲过，西方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小规模传统。现在美国欧盟这种大规模的制度建设实际上还都处于未完成状态，规模仍然是西方政治的一个重大挑战，因而西方学界非常不愿意谈论规模，大家去各种数据库里面检索一下。我们看一看西方是多么不愿意在政治领域里边谈及规模。我们研究市场、研究公司、研究经济的都知道规模是一个重要的变量，规模效应多么重要，但是很奇怪的反而是研究政治和国家的人却对规模问题三缄其口。我很难讲这是无意的忽视还是有意的掩盖，但是客观上西方政治学对如此重要的变量却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我揣测它的原因，西方政体的传统都和小规模传统有密切关系，包括现代的选举制、代议制、联邦制等等也都是为了解决小规模国家如何变成大规模的这样一个问题而发明的，并且这些制度迄今还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回应规模的挑战，所以西方为了保持它话语的优势，它自然希望回避这些问题。正像台湾学者朱云汉教授所讲，“以国家为单元的跨国量化分析，如果把中国与印度视为与其他中小型国家一样的分量，中国与印度这两个例外是无法改变统计分析的结论，但如果把国家按人口规模加权的话，他们的理论就被颠覆了”，如果把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的体量考虑进去，那么西方政治学很多理论就破产了，因为他们的研究往往是把大象和老鼠一视同仁地放在一起来比较，似乎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和中国印度真的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国内还有不少学者还抱有这样的观念。

下一个概念就是阶级，阶级也是西方话语特别不愿意触及的一个概念。因为阶级理论对资本主义是具有颠覆性的意义，所以它也遭到了系统性的屏蔽。西方社会学制造了大量的其他的一些模糊概念，比如像阶层，像stratification“社会分层”等等这些概念来回避阶级问题，同时它会发明出一些比如像middle class“中产阶级”这样的概念，这样的概念实际上最早出现的时候是作为一个收入统计类别的名称，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概念，但是他们拿“中产阶级”这样的概念来取代传统的“阶级”概念，目的就是为了把阶级概念给“去政治化”，用纯粹的收入流量概念来掩盖财产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我当时的一个研究生开题，我给他选的论文题目就是特朗普当选这样一个现象背后的阶级问题，结果在开题的时候，很多老师不同意，为什么？他们认为美国哪有阶级问题，美国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社会，最后我据理力争，但是从这就能看出来我们国内学界对这个阶级问题的认识其实也是受到了西方话语的影响非常深。

第四个概念就是共同体。共同体本是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人类的群体总要结合成一定形式的共同体才可以生存，从经济上讲，共同体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财产的共同拥有和使用，比如像我们今天熟悉的“共产主义”“同志”这样的概念，在西方话语里，它和共同体概念都有着一定的历史和词源的联系。资本主义我们知道它始于英国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的一个观念就是消灭传统的共同体的共有产权，确立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权制度，因而资本主义和共同体概念在本质上是有矛盾的，但是同时当前西方的资本它仍然需要一个国家作为载体，比如像国际金融资本仍然需要美国的轰炸机、需要美国的军事机器来为它护航，所以它暂时还没有办法接受共同体的完全解体，因为这种矛盾心态，所以西方意识形态对共同体也是讳莫如深。但是二战后的资本统治的演进有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使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第一阶段始于二战结束之前的1944年，当时英美这些国家在美国开了一次会，叫布雷顿森林会议，这个会上确立了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国挂钩的这样一种金汇兑本位制度，这个布雷顿森林体制是倾向于贸易自由，它对金融自由有不少限制；那么第二个阶段是开始于1971年，是从尼克松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开始，然后金融资本就开始走上了一个上升的轨道，到80年代又有一系列的自由化改革和金融的自由化立法，这个寄生性的金融资本日渐摆脱作为宿主的国家，开始放飞自我。在国际上，全球化，资本流动，产业外移，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内部，金融资本也逐渐地抛弃了社会，虚拟资本的收益越来越跟这个社会多数成员无关，跟实际的生产过程无关，这就导致了西方内部的阶级矛盾和种族问题的爆发，所以在70年代之后的新自由主义阶段，金融资本越来越多地不需要去生产了，也不需要劳动力，不需要社会，最后也不需要国家了，它变成了一个全球流动的幽灵，也不再需要任何形式的共同体作为躯壳，即使是对于美国本身，金融资本需要的也只是国家的军事力量和传媒的洗脑工具，所以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以来的西方话语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去共同体化，甚至是反共同体化的趋势。

第五个概念就是秩序。对于一个共同体而非一小撮金融资本家而言，最重要的首先是秩序而不是自由，因为秩序原本是人类政治生活的第一原则，一切价值都基于政治秩序的存在，但是美国的金融统治集团，它为了自身的资本的利益，它在全球扩张，或者所谓的“民主推广”中处处去打破秩序，目的就是为了它能够自由流动，能够收割全球，因而它在意识形态话语上，也在试图掩盖秩序的第一性，一直到西方国家自身开始遭到秩序和安全的困境的时候才迫不得已有些学者跳出来开始讨论秩序问题，比如像美国学者亨廷顿、福山在过去这些年开始扭扭捏捏地讨论政治秩序，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这个金融资本只会向着脱离生产，靠投机获利，靠制造危机和战争来收割世界财富，来剥削边缘国家和地区的国家剩余价值这样一条不归路一条道走到黑，那么美国政治共同体的解体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命运，所以美国的霸权之路也必然以美国自身政治秩序的崩溃或者坍塌为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