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伟院士：杨振宁先生对中国前沿科学发展的启迪与引领
核心论点
本文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的亲身经历为线索，阐述了理论物理学大师杨振宁先生对其个人科研道路（特别是量子信息和冷原子物理方向）的深刻影响与关键性指引。杨先生不仅以其卓越的学术洞见为中国前沿科学指明了方向，更以其宽厚的胸襟、对中国科技的深切关怀和对青年学者的殷切期望，成为了激励一代中国科学家实现“中国科学崛起”的精神灯塔和文化自信的象征。
详细论述
本文围绕杨振宁先生对潘建伟的“启迪与指引”展开，结构化地呈现了从早期学术熏陶到关键方向选择、再到具体项目合作和精神感召的全过程。
一、 早期学术熏陶与前瞻性洞察的播种
潘建伟首次接触杨振宁先生是在1992年，这次经历奠定了其对科学研究本质的初步认识，并展示了大师对年轻人成长的长远眼光。
1. 治学风范的直观感受
在1992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报告会上，潘建伟（本科刚毕业）虽未能完全理解前辈们讲解的复杂物理原理，但深刻感受到了老一辈科学家“将熟记于胸的复杂原理娓娓道来”的精于治学的风范。杨先生关于“听报告的意义也许在将来影响一生”的论断，体现了对学术积累和潜移默化影响力的深刻理解。
2. 敏锐把握前沿方向的示范效应
真正影响潘建伟科研方向选择的，是杨先生对**玻色-爱因斯坦凝聚（BEC）**前景的“高度重视”。
- 背景关联： 20世纪90年代中期，BEC仍处于理论和实验探索阶段。杨振宁先生作为理论物理的泰斗，能够预见到BEC实验实现（1997年、2001年诺奖）的颠覆性潜力，展现了理论大家对实验物理发展趋势的超前洞察力。
- 方向引导： 潘建伟在南开大学会议上接触到这一概念后，结合其留学期间对量子信息领域的兴趣，逐步将研究目标锁定在由BEC衍生的超冷原子量子模拟和量子计算方向。这直接印证了杨先生洞见的长期价值，并成为潘建伟团队后续的核心课题之一。
二、 关键时刻的鼓励与对新兴领域的战略布局
杨振宁先生不仅在理论上指引方向，更在实验成果出现时给予了及时、关键的战略支持，体现了其对国家科技布局的深思熟虑。
1. 对量子信息实验的肯定与预言
2005年，潘建伟团队首次实现五光子纠缠，将中国的量子信息实验推向世界前沿。这次会面是两人的首次长谈，杨先生表现出的对新兴量子信息领域的“孩童般的好奇与热情”，是其保持学术活力的根本。
- 关键论断： 杨先生对潘建伟表示：“激光有无限的未来”，这不仅是对当前成果的肯定，更是对基于光子或激光技术发展的量子信息科学前景的背书。
- 战略布局的印证： 潘建伟提及，当时杨先生已邀请并支持姚期智先生回清华推动量子信息研究布局（清华交叉信息研究院的建立）。这表明杨先生很早就认识到量子信息是未来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并在国内高层实现了人才和方向的提前部署。
2. 对“冷原子”领域高歌猛进的预见与激励
2008年潘建伟全时回国后，杨先生再次提供了关键的信心支持。
- 趋势判断： 2009年杨先生在采访中明确指出，“冷原子”研究是“最红的领域”，并且判断该领域是“实验带着理论走”，这与20世纪理论主导的物理学发展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 影响深化： 尽管当时国内冷原子基础薄弱，但杨先生的洞见极大地增强了潘建伟团队投入该领域（2010年开始搭建平台）的决心。最终，团队在2017年利用超冷原子验证了朝永-拉廷格液体理论，这一理论的根基恰恰源于杨振宁先生在20世纪建立的量子可积系统模型。这象征着，潘建伟团队的工作是杨先生理论成就的实验性延伸和直接指引，完成了理论到前沿实验的闭环。
三、 宽厚胸襟：跨越竞争的导师风范
杨振宁先生对后辈的关怀，超越了纯粹的学术指导，体现了作为前辈科学家的宽厚与担当，尤其体现在对解决人际和国际合作冲突中的作用。
- 化解导师间误会： 在潘建伟与留学导师Anton Zeilinger教授因合作竞争产生误会时，杨先生主动介入，邀请Zeilinger教授访问，促成双方沟通和解。
- 促进重大合作： 这一斡旋直接促成了后续**“墨子号”量子科学卫星项目**的洲际量子保密通信合作。这展示了杨先生利用其崇高威望和长者身份，在复杂的国际合作中扮演了“春风化雨”的角色，成就了后辈的宏大事业。
四、 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自信的象征
杨振宁先生对中国的关怀，是其人格魅力的核心部分，也是激励潘建伟等一代学者回国奉献的强大精神动力。
1. 提升民族自信的历史使命
杨先生曾言，其最大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中国人不如外国人”的看法。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华人，他以身作则，证明了华人科学家能够达到世界科学的顶峰。
- 精神传承： 潘建伟回国全时工作，正是对这种家国情怀的响应。他将杨先生的期许视为“精神上的托举”和“深层动力”。
2. 实际行动支持国家科研机构
杨先生积极支持中国科大的建设，担任“国际数学与物理交叉科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并设立“杨振宁学者（CN Yang Fellow）”项目，利用其国际声望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直接助力中国科研机构的国际化建设。
3. 对中国未来的无限期许
在“墨子号”科学成果捐赠仪式上，杨先生将过去一代科学家的奋斗概括为“盼望中国‘天亮’”，并对未来充满信心。潘建伟团队将后续卫星命名为“晨曦号”，正是为了纪念和实现杨先生对中国科学腾飞的美好愿景。
总结与升华
杨振宁先生对潘建伟的影响，可以概括为“远见、鼓励、化解、感召”四个维度。他不仅是理论物理的巨擘，更是中国当代科技发展的战略引导者和精神塑形者。
潘建伟的量子信息和冷原子研究的成功，是遵循杨先生的科学前瞻性指引，并吸收了其宽厚品格和家国情怀精神的结果。杨先生的离世，是对中国科学界的巨大损失，但其留下的“理性之光、爱国之心与仁厚之德”的精神遗产，将作为指引未来中国科学家不断创新、实现突破的永恒灯塔。
潘建伟：杨振宁先生对我的启迪与指引
△2019年5月，潘建伟与杨先生在“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载荷及手稿资料捐赠仪式上。
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杨振宁先生在粒子物理、量子场论、凝聚态与统计物理等领域均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深刻影响了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进程。
先生之于中国科学，不仅以卓越的学术贡献照耀后学，更以广博的胸襟与不倦的关怀，启迪了无数后辈对科学真理的追求。
先生曾言：“我一生最大的贡献也许不是获得诺贝尔奖，而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一个看法——中国人不如外国人的看法。
”杨振宁先生与李政道先生一起，是首次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华人科学家，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同样能够做出顶尖的科学发现，激励着众多青年学者投身于科学探索之中。
回望我个人的科研之路，有幸得蒙先生启迪与指引，今作此文，谨以至诚追思。
▶▶▶ 初识：一句话的回响跨越岁月第一次见到杨先生，是在1992年6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庆祝先生七十华诞举办“非线性科学与理论物理学术报告会”。
我当时刚本科毕业，清晨便赶到会场，恰巧坐在先生身后。
那时尚无PPT，谢希德先生和葛庭燧先生等前辈手执胶片，边写边讲，将熟记于胸的复杂原理娓娓道来，对于我这样一个年轻的学生，尽管听不太懂，但确实感受到大师精于治学的风范。
我至今记得杨先生在会上说过的一句话：对年轻人而言，听这样的报告未必立刻有收获，但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你会发现当年听到的会影响你的一生。
短短数年后，我便真切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分量。
1995年，我赴南开大学参加葛墨林老师组织的理论物理前沿研讨会，并汇报硕士论文中有关量子芝诺效应的研究。
会上得知，杨先生高度重视玻色—爱因斯坦凝聚（BEC）的前景。
果然，激光冷却原子在199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BEC的实验实现又在2001年再获殊荣。
在当年Eric Cornell、Wolfgang Ketterle、Carl Wieman刚刚实验实现BEC之时，杨先生就已敏锐地洞察到其重要性，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BEC的概念。
南开大学的这次会议，对我此后科研道路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6年我前往奥地利留学，进入量子信息这一新兴领域。
虽起步于量子光学实验，但随着理论和实验技术的发展，由BEC而兴起的超冷原子量子调控对于实现可扩展的量子模拟和计算的重要价值愈发显现。
因此，我在从事光量子信息研究的同时，逐步对超冷原子量子模拟和量子计算这一长远目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直接得益于先生对前沿方向的深刻洞见。
直至今日，这一方向已经成为我们团队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 鼓励：面对面交流与“激光的未来”2001年，我开始在中国科大组建实验室，开展光量子信息研究工作。
同时，我始终铭记着杨先生对超冷原子的判断。
为了实现超冷原子量子调控的理想，从2003年起我又兼职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展开合作研究，积累关键技术。
2004年，我们国内的团队取得了令人欣慰的进展——首次在国际上实现五光子纠缠，推动中国的量子信息实验研究跻身世界前列。
2005年3月，朱邦芬老师告诉我，杨先生对这项成果十分感兴趣。
经朱老师引荐，我第一次与杨先生面对面长谈，整整一个上午。
末了，先生还意犹未尽地邀请我到家中做客。
交谈中，我深切感受到，虽然先生已届高龄，但思维依然十分清晰，对量子信息这样的新兴领域充满孩童般的好奇与热情。
这或许正是他成为物理学大师的根本所在。
杨先生对我们的研究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意味深长地说：“激光有无限的未来。
”在他家中，我看到客厅匾额题为“归根居”，令人倍感动容。
临别时，先生赠我《杨振宁文集》，并鼓励我尽早全时回国。
第一次面对面交流，杨先生就已对量子信息科学的发展前景高度关注，早在这一领域尚未普遍受到重视之时便洞见其重要性。
令我深受鼓舞的是，当时姚期智先生已在杨先生的邀请与支持下回国来到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任教，开始推动在量子信息等方向的布局。
此后，姚先生创立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汇聚了包括段路明在内的一批杰出青年学者，逐步成为我国在量子信息研究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
今天我国量子信息学科的蓬勃兴起，无疑印证了杨先生对科学趋势的敏锐把握与非凡远见。
▶▶▶ 启迪：“冷原子”的星火2008年，我在国外的超冷原子技术积累已较为充分，于是全时回到中国科大工作。
2009年，杨先生在接受《知识通讯评论》采访时曾说：“这新领域叫作‘冷原子’研究，现在是一个最红的领域……这个领域还要高速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可以说是理论走在前面，现在则是实验带着理论走……”尽管当时国内在超冷原子量子调控方面的基础尚薄，但先生的洞见无疑给予了我们巨大的信心。
2010年起，我们开始搭建超冷原子实验平台。
经过多年的磨砺，2016年终于迎来突破——首次利用中性原子实现二维自旋轨道耦合的人工合成。
2017年，我们利用光晶格中的超冷原子首次在实验上验证了一维玻色气体的量子临界性及朝永—拉廷格液体（Tomonaga—Luttinger Liquid）理论的预言，而该理论的框架正根源于杨振宁先生早期建立的有限温量子可积系统模型，可以说得到了杨先生理论成就的直接指引。
我们在冷原子研究领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仅在《自然》和《科学》期刊上就发表了14篇学术论文，如今我们已在超冷原子量子模拟与量子计算研究方面处于国际前列。
一路走来，先生对物理学前沿的敏锐判断以及对年轻人的鼓励，一直是我们前进的坚强指引。
随着我们在光与冷原子量子信息研究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先生不仅持续给予关注，更先后数次坚定而热诚地为我提名国内、国外的重要学术奖项。
对我而言，这不仅是学术上的肯定，更是精神上的托举，那份信任与期待，成为我不断前行的深层动力。
▶▶▶ 为人：宽厚长者与家国情怀杨先生对我的帮助，并不止于学术方面。
回国独立开展光量子信息实验研究之初，我与留学期间的导师Anton Zeilinger教授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竞争，后来甚至产生了一些误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合作。
先生得知后，主动牵线，邀请Zeilinger教授来清华访问，促成我们当面沟通。
其后，我们在“墨子号”量子卫星项目中重启合作，最终实现了首次洲际量子保密通信。
直到现在我们和Zeilinger教授团队还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一位长者，以春风化雨之姿，成就后辈学者的事业，这是先生留给我的又一堂人生课。
杨先生一直心系故乡。
先生欣然担任依托中国科大组建的“国际数学与物理交叉科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并支持设立“杨振宁学者（CN Yang Fellow）”项目，以其崇高的学术声望与人格感召，支持中国科大及相关研究机构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吸引世界顶尖人才。
杨先生曾忆及1945年赴美途中第一次吃到冰激凌的喜悦，也提及到美国后才真正“吃饱”的感慨。
那一代科学家在困顿中求学问道，因对科学的热爱而不舍昼夜。
2019年，随着“墨子号”量子卫星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我们荣幸地将载荷样机捐赠给国家博物馆。
捐赠仪式上，杨先生发表讲话时动情地说：“我们这一辈人过去总是盼望中国‘天亮’，如今终于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为体现先生这一美好而现实的愿望，我们将正在研制中的中高轨道量子科学卫星命名为“晨曦号”。
回望百年，正是杨先生以及老一辈科学家的坚守、求真与宽厚，奠定了中国科技从拓荒到腾飞的根基。
先生的一生，是科学探索的典范，更是精神传承的灯塔。
他以理性之光、爱国之心与仁厚之德，为后人留下了光辉的榜样。
杨振宁先生的名字，早已超越个体，成为中国科学崛起与文化自信的象征。
先生的离世，让我们痛失了一位伟大的师长，但他给予我们的智慧与勇气，将永远激励我们。
面对先生的远去，我们不仅应怀着悲痛与怀念，更要以敬畏与感恩之心，将他的精神化为前行的力量，在科学的道路上不断创新、不断突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