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巍峨丰碑，他的人生跌宕起伏，功业涵盖政治、文学、史学等多个领域，堪称北宋士大夫的典范。下面我将为您详细解析其波澜壮阔的一生。
# 一代文宗，千古士魂：欧阳修的传奇人生与不朽功业
欧阳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他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金石学家，其影响力贯穿整个时代，并深远地塑造了后世的文化格局。他的人生，是一部集个人奋斗、政治风云、文学革新与学术传承于一体的壮丽史诗。
第一章：坎坷早年，画荻教子立宏志
欧阳修的早年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充满了艰辛。他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但四岁时，时任泰州判官的父亲欧阳观便不幸病逝。家道中落，孤儿寡母的生活异常清贫。他的母亲郑氏是一位坚毅而有远见的女性，在丈夫去世后，她没有改嫁，而是带着年幼的欧阳修投奔其在随州（今湖北随州）的弟弟。
由于家贫无力购买纸笔，郑氏夫人便用芦苇秆在沙地上写字，一笔一划地教导欧阳修读书识字——这便是流传千古的“画荻教子”的典故。这种逆境中的言传身教，不仅让欧阳修掌握了知识，更在他心中种下了坚韧不拔、刻苦勤学的种子。欧阳修天资聪颖，又加上后天的勤奋，年少时便展露出过人的才华。他常常向邻里借阅书籍，一旦借到便废寝忘食地通宵抄录、研读，尤其对唐代文学家韩愈的文章推崇备至，立志要像韩愈那样，以醇正的古文扫除当时文坛浮靡的文风。
公元1030年（天圣八年），二十三岁的欧阳修不负众望，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以极高的名次考中进士甲科，授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从此，这位出身寒微的青年，正式踏上了北宋的政治与文化舞台。
第二章：初入仕途，直言敢谏显风骨
在洛阳任职期间，欧阳修结识了钱惟演、尹洙等文坛名流，诗酒唱和，文采飞扬，声名鹊起。不久后，他被召入京城，任馆阁校勘，参与编修《崇文总目》，开始接触国家藏书，学术视野大为开阔。
欧阳修的性格耿直，富有正义感，这在他的早期仕途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范仲淹因上书批评时政而被贬，右司谏高若讷非但没有为范仲淹辩护，反而指责其“越职言事”。欧阳修对此极为愤慨，不顾个人安危，写信痛斥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被牵连，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这次贬谪是欧阳修政治生涯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但并未磨灭他的锐气。他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儒家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道义。正是这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风骨，贯穿了他的一生，也为他赢得了士林的普遍尊敬。
第三章：庆历新政，政治风云中的核心人物
公元1043年（庆历三年），宋仁宗锐意改革，任命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被召回京城，授知谏院，成为新政的核心支持者和重要推手。他积极上书言事，提出了包括改革官僚制度、整顿军队、减轻徭役等多项建议，希望能够革除时弊，富国强兵。
然而，新政触动了庞大保守派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群起而攻之，对改革派进行疯狂的诬陷和打击。欧阳修再次挺身而出，写下著名的《朋党论》，雄辩地论证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为改革派辩护。他指出，君子因共同的道义而结成朋党，是为了国家利益；而小人因共同的利益而结党，是为了谋取私利。这篇文章逻辑严密，气势磅礴，至今仍是政论文章的典范。
尽管如此，新政最终还是在保守派的强大阻力下失败了。范仲淹、韩琦等人相继被贬，欧阳修也因“外甥女张氏案”这一桩牵强附会的案件被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州）。
第四章：文坛领袖，醉翁亭里开新风
被贬滁州的岁月，是欧阳修政治上的失意期，却是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在这里，他寄情山水，与民同乐，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文章以“环滁皆山也”开篇，描绘了滁州山水之美、四时之景，以及与百姓同游共乐的和谐景象。他自号“醉翁”，抒发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旷达情怀，更深层次地表达了“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的儒家仁爱思想。这篇文章意境优美，语言流畅，骈散结合，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巅峰之作。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大力倡导一种内容充实、形式自由、语言平易的文风，反对当时盛行的辞藻华丽、内容空洞的西昆体。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散文，还利用自己担任主考官等机会，积极选拔和培养具有新文风的青年才俊。
公元1057年（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省试，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一大批日后名垂青史的文学家。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时，惊为天人，本欲将其定为第一，但因怀疑是其门生曾巩所作，为避嫌而置于第二。事后他曾对人说：“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这种爱才、惜才、不嫉贤能的博大胸襟，使他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文坛伯乐和精神领袖。“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六家（欧阳修、三苏、曾巩、王安石）皆与他有直接的师友或提携关系，北宋文坛的繁荣局面，欧阳修居功至伟。
第五章：史学巨擘，私修改史垂典范
欧阳修的成就不仅限于文学。他在史学领域同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曾奉诏与宋祁等人合修《新唐书》，此书在体例和叙事上均有创新。然而，更能体现他史学思想和才华的，是他凭一己之力私修的《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
他效仿司马迁《史记》的春秋笔法，通过严谨的考证和精炼的笔墨，对五代十国这段混乱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和评判，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强调道德伦理和历史教训。此书叙事简洁生动，议论精辟深刻，被誉为“纪传之变体”，与《史记》并称，是二十四史中两部私修史书之一，展现了他作为史学家的严谨态度和高超史识。
第六章：晚年归隐，六一居士的风雅
经历了官场的几度沉浮和政治的风风雨雨后，欧阳修晚年逐渐淡出政治中心。他退居颍州（今安徽阜阳），过上了相对闲适的生活。他为自己取号“六一居士”，并作《六一居士传》解释其由来：“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
这“六一”——万卷书、千卷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一老翁，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位学识渊博、情趣高雅的大学者的晚年形象。他在此期间整理自己的著作，与朋友门生书信往来，享受着学术与艺术带来的宁静与快乐。
公元1072年（熙宁五年），六十六岁的欧阳修在颍州病逝。宋神宗闻讯辍朝一日，追赠其为太子太师，谥号“文忠”，这是对一位文臣的极高评价，意为“博闻多见曰文，虑国忘家曰忠”。
总结
欧阳修的一生，是北宋士大夫精神的完美写照。在政治上，他是一位敢于担当、坚守原则的改革家和谏臣；在文学上，他是一代宗师，引领了文风的变革，开启了北宋文学的黄金时代；在学术上，他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家和金石学研究的先驱。他的人格魅力、博大胸襟和不朽功业，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全才式”文化巨人，其思想与作品，至今依然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被后人永远敬仰与传颂。